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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说明了他对于现代社会规范性基础的某种流动式认知。

以哈特、拉兹为代表的法律实证主义者，恰恰就是通过这条方法论进路来观察和理解法律规范性质的。但问题是，如果法律社会学的核心工作是揭露法律不是法律这件事，那么法律社会学作业的结果，就是自我否定：它所有工作成果，就是证明自己的研究对象不存在。

例如，与涂尔干类似，韦伯对法律的理解，也是从专门的强制机构和人员的角度出发的。这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任务。夏皮罗最后也承认，此种尝试并不成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远程陌生人之间的互动，往往是通过书信和文件的形式开展的。其次，集体意向性也能够确保规范内涵的客观性。

一旦该承诺被做出，则当条件C被满足时，张三就应该做出B行为。正如拉兹后来承认，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权威仍然不过是法律提出的要求（the claims of law）。作为法律提出的一种要求，它不具有绝对性，而具有排他性。

困难之处则在于，如何在方法论上去观察和阐明它。他对社会学法学的政策研究倾向和规范主义视角的批评，与本文对社科法学的批评，是有类似性的。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间的争论，在知识学的意义上不过是汽车驾驶学层次的争论。如果要探明法律规范的性质，仅仅从法律规范内部的构造来说明规范的性质，还是远远不够的。

然而，行为具有义务性，并不仅仅限于非任意性，往往同时还包含着合理的和正确的含义在内。这种规范往往是与具体情境高度关联在一起的，它的内容也是非常具体的。

但另外一方面，他们的回应也有特别值得重视并富有启发性的地方，尤其是赛尔兹尼克的回应。强制性是法律规范的定义性特征，因此通过强制力这样一个标示器，就可以测量和标示法律规范，从而将法律规范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来进行说明。大多数法教义学的支持者，多少都同意，适当学习一些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技能是有助于更好地从事法律实践工作的。作为一种媒介，法律仅仅是强化了某种可能的行动动机，从而使得此种行动动机变得更为普遍。

但这种新的集体意向性的理论不再认同涂尔干将强制作为法律规范性客观存在的指标器，而是试图通过集体意向性来说明法律规范性的来源问题。在超大规模陌生人社会秩序中，法律发挥着非常基础和关键的作用。正如斯蒂芬·特纳（Stephen Turner）所指出的，合理性是一个规范概念。另一方面，反过来说，个体也日益难以理解和掌控他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所产生的各种可能的深远影响和后果。

一种含义是与规范对立的事实概念。冲突对社会的发展和演化，对于社会的繁荣和保持活力，并非仅仅是负面的，同时也有正面作用。

其中，分析法学的权威理论，虽然是非规范的规范理论，却自动与经验研究绝缘，因此仍然是一种哲学研究。就此而言，对于现代大型复杂社会的个体来说，他的行动难题就很难从传统的实践理性的角度得到充分的解决。

这是因为，无论是法律、道德还是强制，最终都关涉人的实践和行动，以及个体行动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关系，也即社会秩序的形成：法律在所有时空中所具有之最为显著的一般性特征即是：其存在意味着，某些类型的人类行动（human conduct）不再是任意的（optional），而是在某种意义下具有义务性的（obligatory）。就此而言，我们急需一种以超大规模陌生人治理为基本语境的法律理论。在个体的意向性之外，还存在着一种集体共享的意向性。一方面，布莱克对赛尔兹尼克和诺内特的批评，确实有其深刻性和针对性。之所以说分析法学的方法是描述性的和非规范主义的，是因为它并不将评价性和道德性的因素混杂于其中。同时，这个问题也是哈特之后，在方法论层面，分析法学派反复争论的一个问题。

无论是散步、一起郊游还是演奏交响乐，这些行动者都共同身体在场，并且基于这种身体在场，而形成了某种紧密的共享的集体意向性，从而形成了某种规范性的拘束力。如果我们对汽车的研究，以汽车驾驶者为优先视角展开的话，那么此种研究必然在汽车司机工作习惯的基础上发展出来。

规范，作为一种独立于内容的理由，作为一种排除其他理由考虑的理由，在个人的行动中，发挥了一种非常特殊的作用。分析法学虽然认为可以对法律规范做一种非规范性的描述，但他们认为，这种非规范性的描述只能是概念性的，却不可能是经验性的。

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客观性是通过事实性而得到担保的。一种非法律并不主张自身是法律，而法律必然主张自身是法律，并基于自身的法律身份，而提出自身的规范拘束力。

如果我们按照驾驶学的知识体系来回答汽车学是什么，那么，答案很可能就是汽车学就是一门正确使用油门+刹车+反光镜，从而平稳驾驶汽车的学问。以哈特、拉兹为代表的法律实证主义者，恰恰就是通过这条方法论进路来观察和理解法律规范性质的。但问题是，如果法律社会学的核心工作是揭露法律不是法律这件事，那么法律社会学作业的结果，就是自我否定：它所有工作成果，就是证明自己的研究对象不存在。例如，与涂尔干类似，韦伯对法律的理解，也是从专门的强制机构和人员的角度出发的。

这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任务。夏皮罗最后也承认，此种尝试并不成熟，存在不少问题。

例如，远程陌生人之间的互动，往往是通过书信和文件的形式开展的。其次，集体意向性也能够确保规范内涵的客观性。

一旦该承诺被做出，则当条件C被满足时，张三就应该做出B行为。正如拉兹后来承认，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权威仍然不过是法律提出的要求（the claims of law）。

但这种进路也有自身的缺陷。宗教对人类秩序的深刻影响，是很难加以否认的。一方面，个体日常生活中已经被渗透进了大量的远远超过个体能够充分认识和掌握的因素和影响，从而个体不得不大量依靠新闻媒体和舆论，对这些事实形成粗略的理解，以理解和适应个体所生活的世界及其逻辑。现代社会的规模和复杂性，显然是某个乐队合作弹奏一曲交响乐，或者两个人一起步行所呈现出某种交叉的共同意图所不可比拟的。

这场争论最先源于布莱克（Donald Black）发表在《耶鲁法律评论》的一篇名为法律社会学的范围的论文。它存在于整体中的每个个体，是因为它已经存在于整体，而不是能说它存在于整体，是因为它已存在于个体。

此种方法论进路，类似于自我意识中的自我与他人观察视角中的自我之间的比较。这是一种强加于个人而后再由个人重复的团体状况。

这就大大简化了交易的过程，从而激发了交易行动的进行和展开。这个影响的过程就是个体的社会化的过程。